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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思玮的博客

上海交通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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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1999年7月获得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 2003年,上海电视台“第一财经”频道开设国际财经栏目,经常担任点评佳宾,2004年,上海证券报设立国际财经版,经常接受约稿,撰写美国经济政策、人民币汇率改革、央行货币政策、国际资本市场、国际商品市场方面的文章。2004年以来在草根网、博客中国、天涯人物、强国论坛、搜狐经济学人等网络媒体写作博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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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思玮:要有历史感  

2012-12-31 11:19:3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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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之于社会科学,如同空气、水之于生物。历史是对社会演变过程的记录,是社会科学推演的必备材料。另一方面,各个国家、历朝历代都根据自己的偏好去裁剪历史,任何历史都是被修饰的历史,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

但是,历史的真相又是可以被发掘的,在于历史演变有非常强的方向性与同构性。就像受制于万有引力,水总是会从高处流向低处一样。黄仁宇说,历史能够被宏观,而不能被微观。

国学大师钱穆向来不赞成考证的史学。道理很简单,历史是不断被叙述的历史,细节经过无数人的修饰,已经到了真假莫辩的程度,考证有何意义?钱穆又指出,有清一代多考证性历史而无思想性历史,在于满汉之防过于严苛。

 

一、             耶和华与耶稣

耶和华与耶稣是历史人物,还是神话人物?历来有争论。如果我们了解历史记述中的修辞特点,这个争论是不必要的。《红楼梦》中有“晴雯是黛玉的影子”,《古兰经》中有“穆罕默德是真主在大地上的影子”之说。

按笔者的理解,摩西是耶和华的影子,彼得、保罗是耶稣的影子。换一种说法会更清晰,是摩西建构了耶和华神话,是彼得、保罗建构了耶稣神话。《旧约》和《新约》分别反映了其构建过程,经历代修饰,其可信者,是框架、伦理、历史逻辑,其不可信者,是具体的事迹。

这样,耶和华与耶稣这两个重要人物就可以被还原。耶和华是闪米特人的一个远古民族英雄,类似于中国的黄帝与炎帝(很可能不是具体的人物,而是一个部落,远古的人没有姓名,以部落为名,而部落以地方为名),事迹远不可考。

公元前十三世纪,一支散落埃及的闪米特人,在法老的统治下沦为“贱民”,繁重奴役不堪忍受。摩西来到这些人中间,传布源于祖先崇拜(宗教发展经过,万物有灵、祖先崇拜,到一神崇拜)的一神教,并带领他们出埃及,最后在摩西继承者约书亚的率领下在迦南之地建立以色列国。

《旧约》可以说是古代犹太民族的仇杀史,时间涵盖从立国到灭国。同时,《旧约》也是摩西建立犹太教的历史。

建立犹太教是古代以色列立国的关键,某种程度上,摩西就是耶和华。首先,摩西通过建立一神教,确立民族利益至上,为了民族生存,必须对其他民族开战;其次,通过《十戒》建立摩西立法,《摩西法典》更是被装在“约柜”里达数百年;最后,建立了一种军事共产主义体制。

出埃及以后,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西奈山中转悠了四十年,逡巡不进。摩西去世以后,在后继者约书亚带领下,犹太人势如破竹,占领迦南。这四十年里,摩西做了什么,《旧约》语焉不详。笔者推测,摩西是通过反复清洗来达到信仰的纯洁性,纯洁性的关键是从娃娃抓起。

不管怎么说,以色列在所罗门之后,在古罗马时代还是被灭国了。因为经商的缘故,犹太人散落于各罗马行省。此时,《旧约》的信仰出现了分化,大部分犹太人仍然笃信,但也有一些思想者试图去改良之,耶稣就是最著名的一位。

很可能,在耶稣看来《旧约》这种革命性的宗教,已经无法适应罗马化的“全球主义”。过度强烈的民族性,以及早期商业的掠夺性,使犹太民族饱尝被迫害的苦难。这种情况必须改变。于是,耶稣想到了爱、宽容、和解,也就是“去革命化”。

《旧约》的本质是在民族主义基础上的戒律,以及杀戮;《新约》则是爱、宽容,以及和解。虽然《旧约》与《新约》都是宗教,但《旧约》是革命性宗教,是民族的;《新约》是建设性宗教,是世界的。

在摩西时代,虽然出现了截然的“非摩”与“崇摩”的争执,但后世则是通过“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边缘化摩西。将圣父崇拜转换为圣子崇拜,核心是通过“圣子”崇拜重建道德,即“圣灵”。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现代始于基督。笔者以为,不是因为基督这个神,也不是因为基督这个人,而是因为基督的伦理观。

 

二、             古代与现代

社会学者经常用“东方”与“西方”这两个语义而不加界定。但却总是在有意无意之间将其转换为“古代东方”与“现代西方”。在笔者看来,这两个语义上的主要区别不是“东方”与“西方”,而是“古代”与“现代”。

张维为指出,中国在历史上战乱的频度远远低于西方。这是一个事实。金观涛曾经用“超稳定结构”在分析这种现象。我们知道,在乾隆以前的两千年里,中国的GDP占全球的比例长期维持在20%以上,人口也是如此。道理很简单,农业时代的人均产出几乎是不变的,人口多则经济总量大。但如果从中引出“中国模式”具有超越于“美国模式”的巨大优越性结论,这就有问题了。因为,这是工业时代,不是农业时代;是现代,不是古代。

“次贷危机”以后,美国经济增长出现了停滞,而中国经济增长却仍然维持了10%的增长。一些作者就此撰文,“美国完了,而中国将不可阻挡地崛起”。说的客气点,缺乏历史感;刻薄点,“夏虫不可语冰”。

数千年来,中国长期存在一种“媚上情节”,这是中央集权的必然结果。“媚上”让帝王欢喜,却是致命毒药。历史上,多少次“动地鼙鼓”,又有哪个帝王不以为是庆典的爆竹声呢?

固然,美国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无法快速增长,但也绝不意味着中国已经找到了维持快速增长的万能钥匙。美国增长乏力是因为其进入工业化已经两百多年了,而中国之所以增长强劲是因为我们的工业化只有四十多年(建国初十年,改革开放后三十年)。好比看到小朋友年年都在长个子,而姚明却不会再长,就因此预言,人人都能长成姚明这样的大个子,不是太荒谬了吗?

在笔者看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不是取决于我们于美国的身高相差多么大,而是取决于中国能不能与现代经济发展的要求相契合。

威廉·伯恩斯坦在考察了十七世纪的荷兰、十八十九世纪的英国、二十世纪的美国,以及其他可类比性国家的经济发展后,提出经济发展有四要素:私有产权、科学理性、资本制度、通讯与交通。笔者并不赞成其过于技术化的观点,但仍然肯定其视角。在笔者看来,工业时代是现代化的后果,而不是其起点。

大致上,在古希腊,确切地说是雅典,商业(确切地说是国际贸易)获得了独立性。公元前574年,梭伦改革建立了符合商业发展的一系列制度,最初是法制,曰《梭伦法典》,后由伯里克利完善了民主制度,开启了希腊的黄金时代。公元前454年,罗马向希腊取经制定了《罗马法》。

一世纪,耶稣的两个信徒,彼得与保罗先后来到罗马,耶稣的道德伦理迅速与具有斯多噶“禁欲主义”伦理精神的手工业者(也就是工人阶级)迅速结合,造成了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大流行。以后,又逐步获得了超越于君权的神圣力量。

十六世纪初,在君权的支持下,路德新教、加尔文新教摆脱教皇的统摄。同时,新教对于早期基督教伦理的回归,极大地推动了商业的发展。特别是加尔文新教在日内瓦这个商业城市发端,伦理约束净化了商业,使其回归到合理性商业,并赋予了手工业者、商人以政治权力,也就是赋予了平民政治权力。

伦理基础的建立,民主、法制的完善,以及对于平民权利、权力的保障,促进了商业革命、金融革命、工业革命,完成了西方的现代化。

在笔者看来,人类社会现代性的演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宗教(或曰说意识形态)的世俗化,“去神化”,使之回归伦理;二、权力的世俗化,“去神化”,使之回归民权。

正如,周有光所指出的,社会的发展可以概括为:“经济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再到信息化;政治从神权政治到君权政治,再到民权政治;文化从神学思想到玄学思想,再到科学思想。”

当然,民主并不就是平民立即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力,法制也并不就是立即宪政。这个过程在西方的演化非常漫长。古罗马时代,法制首先是保护平民权利,而不是制约贵族。英国时代,从“光荣革命”到人人享有平等的民主权力,也用了两百多年的时间。

但宪政民主却是中国通向现代化的必由途径。这个过程有多长取决于许多方面,既有外部的压力,也有内部的需要,这个过程并不必然导致混乱,却必然考验每个国人的历史智慧。

 

笔者不揣冒昧,谨作此文,以为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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