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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思玮的博客

上海交通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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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1999年7月获得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 2003年,上海电视台“第一财经”频道开设国际财经栏目,经常担任点评佳宾,2004年,上海证券报设立国际财经版,经常接受约稿,撰写美国经济政策、人民币汇率改革、央行货币政策、国际资本市场、国际商品市场方面的文章。2004年以来在草根网、博客中国、天涯人物、强国论坛、搜狐经济学人等网络媒体写作博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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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思玮:中国的全球化----读钱穆《国史大纲》  

2011-05-02 09:54:1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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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思玮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现代金融中心

 

美国推动的全球化,以美、英、法等发达国家衰落,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崛起而终结。相关国家政策调整,微妙而深刻。美国选择了让美元泛滥(一不小心,中国外汇储备上升到3万亿美元,却毫无用处),在幻觉中重温昔日的荣景;法、英选择了武装干涉利比亚(蓦然,我们发现非洲经济的发展面临着空前的困难),以让全球化退潮的方式来堵截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那么,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呢?

 

一、       中国历史解读

受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国史大纲》的启发,笔者认为,中国自春秋以来至辛亥革命之前的历史,表现为两种归化。一、游牧经济对于农耕经济的归化;二、各民族文化对于儒家文化的归化。最终形成中华核心价值观----和谐的社会等级秩序,也就是有弹性的社会等级秩序。

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相比具有显著的竞争优势,表现在土地产出效率、人口增长、社会稳定上的强烈对比。而作为农耕经济的上层建筑,儒家文化又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儒家文化中的“忠君”、“爱民”的思想实际上是对两个主要阶层的道德做了一个清晰的划分。

国家、国君以及政府应该最大程度的保证平民阶层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受侵扰,平民则支持国家与政府维持现行社会秩序不受各种力量挑战。此种安排保证了王朝、国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实现了和平、稳定与发展,人口持续繁衍,国家经济力量不断增长(农耕经济人均GDP几乎不变),使得中国在过去2000多年里GDP总量基本维持在全球的25%。

比较而言,游牧文明土地生产力低下,且不平衡。冷兵器时代骑兵的天然优势,使得掠夺与战争是其必然选择。很可悲地,虽然在局部战争中游牧文明总是处于优势,但从人口繁衍、经济、民族、国家的持续性,反而远远不如农耕文明。所谓“善弈者,其有后乎?”游牧文明在征服一个个农耕文明之后反而被农耕文明所同化。最终归化到以儒家精神为核心价值观的中华农耕文明。

既然农耕文明有这么大的优越性,为什么一再被游牧文明所征服呢?主要是因为儒家文化是一个软约束,缺乏制度上的保证,有其内在的缺陷。

中国历史上奉行最正统儒家文化的君主是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之治”本身就是半游牧民族血统的李世民,在魏征、房玄龄、王珪等人的哺育下对于中华文化的向慕、学习的过程,概括为两个字“归化”。

“贞观之治”之所以被看成是儒家文化的正宗,是因为其体现了贵族与士民分权、共治、协商的精神。代表贵族的君主与代表平民的宰相,为了皇室的稳定与平民的利益,分享权力、共同协商,达成天下大治的动人景象。很遗憾,这种共治、协商,被李治、武则天所削弱,被李隆基所废除,贵族与士民共治、协商机制名存实亡。到明、清两朝,竟然连宰相在形式上都被废除了。

虽然,“贞观之治”代表了中国历史上最高的善治,但唐王朝过早的衰亡却肇始于唐太宗李世民。钱穆认为,“归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贞观”大规模的开疆拓土,将游牧民族移居关内以“同化”之,显得过于激进。当李林甫尽废三权分立体制,朝廷的脆弱显现无疑。于是,“安史之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历史的经验表明,中华文化在农耕文明条件下具有显著的竞争力。中华的核心价值观是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的。

 

二、       西方核心价值观

世界各国历史进化路径虽然不同,却仍然具有可比性。按照钱穆先生的观点,春秋是氏族社会的继续,是贵族统治的时期。儒家文化发端于此,乃是贵族文化之大成。战国时代是霸政时期,是士民统治的时期,文化上是对儒家文化的反动,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最终形成以法家思想占主导的农耕军国----秦帝国。

大致上,在西方占有崇高地位的古希腊城邦社会与战国时代具有可比性,是对内行民主(仅成年男公民有选举权,奴隶、自由民、女子都没有选举权)的士民统治,是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霸政时期,古罗马则根本上是军国国家,是介于战国与秦帝国的中间状态。

无论是古希腊还是古罗马,虽然获得了一次次对外战争的胜利,却不能最终实现领土的占领,主要是因为附庸体制,而不是其他文明的诚心“归化”,不能形成文化的融合,最终分崩离析的不仅是帝国,还会伤及自身。虽然从形式上,他们是农耕文明,但文化上却是游牧文明。正如秦王朝虽然形成了强大的统一国家,但军国文化不能及时扭转,二世而亡。在于法家文化与统一后国家经济、社会的显著不匹配。

古罗马的战乱,社会的动荡不安,加速了基督教的传播。基督教最早期的功能是民族内部的价值认同,团结民众,抵御外敌(见《旧约全书》)。罗马帝国世俗政权的衰落,带来基督教力量的极大扩展,终于形成中世纪的黑暗时期。

文艺复兴从根本上表现为对于中世纪以来基督教推行思想禁锢的反动。很自然地上溯到百家争鸣的古希腊先贤的思想。主要是苏格拉底的辩证法、柏拉图的政治伦理、亚里士多德的实验主义。经过思想家们一再锤炼,形成了“普世价值”(自由、平等、人权、民主、法制等)。

应该说,“普世价值”从理论上有其价值,但因为它并非来自于历史的验证,而是来自于思想的思辨,有其固有的缺陷,主要在于其实践上的相合性不够。依据这种思想建立的西方现代社会虽然在一定时期适合了工业经济的需要,却造成了资本治理的后果,平等则根本无从谈起。一方面,资本具有游牧、军国、法家等所有功利主义与掠夺性色彩。另一方面,“普世价值”具有等同于宗教的纯粹思想,两者之间的割裂就变成了不可逾越的鸿沟。

为什么美国推动了全球化,却最终导致了自己的衰落?因为,美国推动的全球化是资本的全球化,其文化精神来自于游牧文明的掠夺主义。迟早会导致其他国家的抵制,正是这种抵制,使资本的掠夺力量减弱,从而美国推行全球化的收益不能弥补由全球化所带来的外部性冲击(原材料稀缺与价格上涨)。

与中国等东方国家相比,美国是一个高运行成本、低效率国家,类似于游牧文明对于农耕文明。东方文化的节俭、低消耗,不仅在农耕文明有巨大的竞争优势,在工业化的资本时代同样具有巨大的优势。

在技术快速进步的今天,资产折旧的速度必然明显加快。在笔者看来,那些总投资率低于15%的国家,经济很难避免零增长,也就是新增投资已不能覆盖资产的折旧,从而陷入“罗马俱乐部”式零增长。美国的衰落概来源于此,但根源却是由于文化的弊端。

 

三、       中国包容性发展

虽然,美国因为其文化无法适应后工业化社会而衰落。虽然,中华文化在农耕时代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在于其非竞争)。也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具备适应于工业化社会的先进文化。实际上,任何国家在工业化社会都面临着两难处境。

非竞争,则衰落;竞争,则自伤。前者类似于清帝国的闭关锁国,后者类似于美国的资本至上。前者过度强调了宏观的稳定,是通向死亡的稳定;后者过度强调了效率,是“丢帅保车”式的效率。

中华核心价值观的特别之处在于,并不以个体平等为起点,而是强调社会整体的秩序与和谐,但最终却可能通向个体的平等。很显然,个体的平等有利于效率、竞争力;而社会的秩序与和谐则通向稳定、持续。也就是中华核心价值观理论上能够适应于工业化社会,但实现又非常困难。

那么如何才能够实现呢?笔者以为,政治上,应该始终保持贵族与士民的分权、协商、共治,为中国社会的平稳发展提供保证。历史的经验表明,西晋因为“下品无氏族,上品无寒门”而很快衰亡,在于利益的固化,社会缺乏弹性,从而陷入腐败,以及平民阶层的离心离德。而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也绝少成功,在于平民的狭隘。

经济上,中国应该吸取美国的教训,妥善筹划投资的可持续性,在固定资产投资上应该侧重于生产性资本,而压缩消耗性资本(如高铁、房地产等)。收入分配上,应该着力消除越来越大的分配鸿沟。应该给每个个体提供发展的机会,并保障每个个体享受社会发展的成果,以实现对内的包容性发展。

对外经济政策上,中国需要推进以中华核心价值为基础的全球化,实现对外的包容性发展。具体而言,我们应该尊重各民族、国家的历史与文化,推动其与中华核心文化的融合,以发展各个国家的文化。避免急功近利的经济政策,立足于这些国家的长期稳定、发展,在这些国家的发展中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特别是,在相关国家形成稳定社会、融入全球化的共识。

 

四、       建议

1.                     由全国人大建立研究院,招募、培养适应于全球化的,具有传统中国文化内蕴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领域的战略性人才,经过考试合格后,充实到中央各部委,保持三分之一比例。

2.                     建立环球研究院,招募海内外学者、中国学生、留学生,全面研究经济落后国家的政治、社会、经济等历史,以服务于相关国家的发展。

3.                     建立环球复兴银行,支持相关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与民生项目。

4.                     中国在非洲等的相关项目应该坚持农业、基础设施先行,涉及到矿产资源等战略性资产应立足于与东道国及其他国家共同开发的准则。

5.                     调整中国外汇储备战略,从战略性投资向战略性开发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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