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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思玮的博客

上海交通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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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1999年7月获得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 2003年,上海电视台“第一财经”频道开设国际财经栏目,经常担任点评佳宾,2004年,上海证券报设立国际财经版,经常接受约稿,撰写美国经济政策、人民币汇率改革、央行货币政策、国际资本市场、国际商品市场方面的文章。2004年以来在草根网、博客中国、天涯人物、强国论坛、搜狐经济学人等网络媒体写作博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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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思玮:哥本哈根协议意味着什么?  

2010-02-06 15:09:4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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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9日《哥本哈根协议》的签订,对于地球,对于人类无疑都是幸事。如果我们就此认为“比赛已经结束,可以打道回府”,恐非明智之举。人们需要了解,这次协议能够签订主要是由于美国一反常态主动推动。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是被签订而不是签订。

  一、美国的战略

  那么,为什么这次这么积极,而在1997年 “京都议定书”上,美国却断然拒绝签字呢?这主要是源于美国国家战略的调整,战略调整又是源于其现实的处境。

  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推行了全球经济一体化战略,带来了经济十年的繁荣,最终却导致了“金砖四国”等发展中国家崛起。发展中国家普遍工业化快速地消耗着全球原材料,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形成需求竞争,原材料价格不断高企,并加剧了美国经常项目失衡,推动美元进一步贬值,反过来又推高了原材料价格。为了改变美元不断贬值的状况,2004年6月美国开始加息,却在2007年引发次贷危机,就此一步步走向衰落。

  怎么办呢?美国向来以战略能力着称,花了那么多钱养了那么多智库专家,总会有几个有识之士吧!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拿气候问题做文章,拉住发展中国家和他们一起降低碳排放。通过把各国的碳排放固定下来,在技术条件没有很大变化的条件下,各国经济总量就基本被固定下来了。任何国家试图扩大经济规模,提高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必然会突破碳排放份额,从而招致其他国家一致的关税惩罚,这就是美国的“合纵”策略。

  对于美国,这样安排是在本国经济陷入零增长的条件下,拉其他国家一起零增长,以维持自己的相对份额不变。高明!对于发展中国家,将不得不放弃原先的高速增长以满足碳排放约束,与美国一起零增长。无奈!

  当然,人们可能会这样想,《协议》规定发达国家碳减排是强制标准,是强制约束,发展中国家是自愿标准,是软约束或者无约束。如果天下竟有这等好事,那世界就实在太美好了。奥巴马不是意味深长地说“重在执行”吗?难道仅仅是美国执行吗?

  陷入次贷危机以后,美国成了众矢之的,处在道义上的低谷。通过《协议》,一方面成功地用一个问题掩盖了另一个问题,转移了全球注意力。另一方面通过“表率”赢得全球尊敬,提高了软实力。未来,美国可能会通过挥舞着“碳排放”这根大棒,将“碳关税”强加于一个个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任何时候低估美国都是错误的,这招厉害啊!

  二、中国的抉择

  平心而论,在《哥本哈根协议》下,我们不是处境最糟糕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对于《协议》的承诺弹性也比较大,再说中国经济已经超越了规模扩张的发展阶段,是该向高级化方向发展了。所以,从某种程度上,中国与美国一样,所作的承诺本来就是未来发展的趋势,属于惠而不费的承诺。

  实际上,我国过去二十年的经济发展基本上是规模扩张的经济增长,经济体量已经很大,在生产能力上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国。当然由此带来的问题也非常大,主要体现在:1、竞争性产业扁平化。产业主要集中在加工、制造的低附加值环节上,对于原材料控制、关键零部件、产品设计、渠道、品牌等“微笑曲线”两端的高附加值环节渗透不足。因为企业没有高附加值,工资收入没法提高,无法形成国内有效需求。从而产能扩张必然形成出口压力,在世界总需求受到抑制的情况下,被贸易摩擦加剧,成为众矢之的。

  2、资产泡沫与基础性产业投资过度。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以增长为导向,为此广义货币投放增长率长期维持在15%以上(大致上,日本在1985-1989年之间货币投放增长率超过两位数,带来了严重的资产泡沫)。当然,我国货币投放增长过快宏观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产业升级、资产货币化过程并没有完成,客观上需要扩大货币投放量。但微观上,尽管货币投放这么多,这些领域仍然进展甚微,从而造成天量的货币去追逐有限的可交易资产,造成严重的房地产泡沫。另一方面,在全球原材料暴涨的背景下,各路资金追逐矿产资源,造成开采过度,导致顺差扩大,不仅巨量外汇储备成为“烫手山芋”,更成为国际上打压中国的借口。当前,基础性产业过热与竞争性产业过冷并存,热的更热,冷的更冷。

  3、巨大的资源消耗与污染。按照国家“九五规划”,到2010年我国煤炭的开采量不超过19亿吨,而2008年我国煤炭实际开采量已经超过27亿吨。由于煤炭的高污染特征,我国在环境方面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根据2006年国家环保局与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2004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给出的数据,2004年我国环境污染导致的损失占GDP的3.05%,而如果要消除这些污染理论上应该进行的环保投资则占GDP的6.5%。

  因此,降低炭排放既是国际上的约束,更是我国内在的需要,也是“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可是,“应该如何”与“实际如何”常常相差千里,战略的成功不仅仅取决于战略的设计,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战略的执行。笔者以为,我国要将“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必须调整经济增长结构,其核心是以财政改革、金融发展促进产业升级。

  有什么样的财政、金融就有什么样的产业,中国当前金融的基本问题是,功能性金融不足与食利性金融过度。国家应该加快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特别是区域性三板市场,促进主板市场成为产业整合、产业升级的金融平台。财政政策方面,应该通过税收杠杆压制食利性金融的过度膨胀,比如对于第二套住房征收资产税,对资源征收资源税,对垄断型基础产业征收垄断税,对产业升级导向型的企业提供一定税收减免等。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如果我们不能利用美国“次贷危机”造成软实力下降的宝贵时机,加强国内治理,提高国家软实力,而是满足于“中美共治”这样一个幻象,中国将会面临空前的困难。在笔者看来,中国正面临发展道路的艰难抉择。

  三、零增长时代

  2009年5月,新科状元诺贝尔奖得主克鲁格曼登陆中国,作出了惊人预言,全球经济将陷入长达十年的零增长,舆论一片哗然。以笔者之粗浅水平都感觉实在荒谬,并撰《令人惋惜的克鲁格曼“大使”》反驳之。如果我们将克氏这一论断放在《哥本哈根协议》下来解读,顿有醍醐灌顶之感。原来美国要通过在全球推行炭减排,让全球强制回到零增长中。道理很简单,既然我不能增长,也不能让你增长。

  其实炭减排并不是一个新的东西,早在1968年就有一群热心于人类问题的专家组成所谓“罗马俱乐部”。其核心观点是,由于人类经济发展不可能冲破资源、环境的约束,最终将会回到零增长时代。不知道克氏是否持此观点?

  “罗马俱乐部”认为,全球经济能够永远增长象“永动机”一样荒谬,虽然技术有助于打破当前的环境约束,但必定在某些时候遇到更大的约束。我们不去讨论“罗马俱乐部”理论上的对错,至少多数专家认为,当前美国的衰落一方面是由于技术瓶颈导致内生性经济增长乏力,另一方面是由于资源价格的上涨超过任何商业利益,美国无法消化。通过财政、货币政策让美国经济强制性增长,最终导致了次贷危机。

  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只能通过不断打破技术瓶颈来获得真实的经济增长。炭减排不仅有利于促进这些技术的发展,也可以让其他国家和美国一起等待。真高!

  笔者从来不敢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但如果炭排放果能全面推行,至少在未来的十年里,全球经济出现零增长并非不可能。对于中国而言,我们产业的可升级空间从理论上可以保证仍然不陷入零增长,但产业升级并非易事,我们准备好了吗?

  本文原载2009年12月26日香港商报B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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